人口问题，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新时期，如何科学研判人口中长期变动趋势，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
日前，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中长期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议题，13位委员、2位专家学者和国家相关部委的负责人齐聚一堂，进行互动交流，共商人口大计。
仍将长期处于人口红利期
人口问题，不仅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关系着千千万万个家庭。为开好本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高云龙以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此前分别带队，先后赴新疆、北京、广东、山东、河北、上海等地开展了深入细致的专题调研，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
资料显示，我国人口总量仍然庞大。“到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14.3亿左右，人口数量将经历从低增长到零增长再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性转折。”在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做了主题发言，着重分析了目前人口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认为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提高人口综合发展水平仍任重道远。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之后，政策效应比较明显。2016年和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两个年份，二孩占比提高到51%。然而，人口结构性矛盾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新情况、新问题也日益显现，出生人口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人口素质仍需提高。
“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全面二孩’政策短期效应结束，生育水平处于下行阶段，需要高度重视低生育率的长期影响。”参与此前调研的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说，但与此同时，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2017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约为38%。预计2030年仍将低于50%，当前正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的后半段。”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委员对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后半期的说法表示赞同，她表示，尽管我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提前面对低生育率、老龄化等问题，但“这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也是后发展中国家早晚要面对的挑战。”
“现阶段政策调整重点应放在全面减少生育限制上，不应简单地提‘鼓励生育’。”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提出，应通过政策调整及时遏制出生人口数大幅下滑，平缓人口结构的过度波动，确立“有计划的自主生育”和“有责任的家庭养育”政策立场。
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生育状况，是在人口变动中无法忽略的重要变量。座谈会上，不少委员和专家把建言重点放在了与生育政策相应的生育环境建设上。大家普遍认为，当前影响群众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主要不是生育政策，而是经济社会因素，应加快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湖北的二孩比重明显上升，超过50%；生育二孩的高龄产妇数量也比以前增加。”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委员说，但出生反弹虽比较明显，持续时间却不长，“预计2018年出生人口将明显回落。”
根据调研组的反馈，这种情形在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年轻群体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一方面是养育孩子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托幼服务短缺成为制约；另一方面，年轻父母越来越注重自身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在育龄妇女数量下降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住稳定合理的生育率，制定贴近现实的措施手段，构建相应的软硬环境，是大家一致关心的话题。
“托幼是当前影响二孩生育最突出的问题，群众反映也很强烈。”杨云彦认为，当前首先要解决养育子女中一些难点、痛点问题，构建家庭、社区、结构“三位一体”的婴幼儿护理照料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还应切实降低儿童看病就医的负担，充分保障女性公平就业的权利等。
委员们反映，目前0至3岁婴幼儿的托管和教育问题较为迫切，是减少育龄妇女和家庭后顾之忧的关键一环。“现在妇女的产假只有几个月，但幼儿园多是接收3到6岁儿童，其中就有一个空档期。”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妇联副主席黄绮委员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养育负担，需要着力减轻。
“要以家庭需求为导向，建立家庭友好型社会。”黄绮建议，对3岁以下孩子由家庭自带的，可考虑每月给予相应补贴，同时，恢复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机制，采用“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总体解决思路。“此外，在个税抵扣项中，学前教育经费可考虑加上0到3岁婴幼儿的托管教育费用。”黄绮建议。
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素质
近年来，中国老龄化议题不断引发社会热议。根据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2015年的10%上升到2050年的26%。中国劳动力人口会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会不会未富先老？越来越多人担忧，生育率降低导致的老龄化，将成为国家未来不可承受之重。果真如此吗？
“没那么可怕！”会上，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的一番讲述，打消了不少人的疑虑。他列举的一系列数据显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的升高速度及比重都高于中国。“虽然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很大，但现在老龄化水平也只相当于发达国家30年前的老龄化水平。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老龄化，成功经验很多，我们可以很好地借鉴。”
“无论实行什么生育政策，期望生育回升到很高水平是不可能的，中国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翟振武建议，要尽快建立系统的、全面的适应老龄社会的制度和政策，比如延迟退休制度、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等。
“我们要营造理性认识老龄化的社会环境，不要一讲到老龄化，大家都说得那么悲观。”彭希哲也认为没必要过分夸大。在他看来，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除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中国还有自己的优势，“有强大的政府，有丰厚的国有资产和土地资源，调控的空间其实相当大。”
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劳动力人口数量，而是劳动生产率，因而，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关键。会上，不少委员都表达了这样的一致看法。
“目前，我国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比例不到30%，高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总量的6.2%。”来自全国总工会的李守镇委员认为，当前我国劳动者整体素质仍然偏低，职业院校发展现状也不乐观，建议加大力度消除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障碍，调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招生规模。
“人口老龄化与人工智能的叠加，呼唤高素质的技能人才，这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委员说，然而当前职业技术学校培养的学生，企业往往认为不好用，政府花了钱来办的职业教育，企业却不领情。“这看似职业教育的供给侧出了问题，但实际上是需求侧管理没有跟上。”钱学明建议，可由教育部门来全面负责职业教育学校的监督管理，人社部门来组织各行各业研究制定人才需求规划、招生计划、技能要求，评估使用效果，形成供需双方的管理体制，促进职业教育供需匹配、供求平衡。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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